吉林大学，地质宫。
实验室里，2016级博士生高秀鹤不自觉地直起身子，往常，导师黄大年常常提醒她，要注意坐姿。
黄大年带的第一批博士生、“大弟子”马国庆比以前更忙了，晚睡早起，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要把导师未完成的工作做下去。
吉林大学人才办副主任徐昊一直在忙着为新兴交叉学部招贤纳才，这是黄大年始终的牵挂。
……
黄大年走了，又似乎未曾离开大家。
2017年1月8日，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猝然离世，终年58岁。
他是给地球做CT的人，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他的科研可以上天、入地、潜海。他让中国地球物理勘探正式进入了“深地时代”。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黄大年生前最喜欢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他挥手作别，留下一襟晚照，和那短暂又璀璨的一生。
少年天问
“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
地下千尺，黑褐色的煤层下埋藏着什么？这是黄大年少年时代的“天问”。
带上行囊，随父母钻进卡车，从一个矿区驶向另外一个矿区，这种情景在黄大年的童年不断重复着。在地矿系统长大的黄大年，从小跟着父母在矿区流动“居无定所”，矿区像他另一个家。从那时起，“勘探”如同宿命般，同他，也同他脚下这片土地纠缠在了一起。
黄大年额头有一条明显的伤疤，那是物探在他身上留下的第一个痕迹。高中毕业后，单位子弟大多直接在系统内参加工作，黄大年也不例外地被分在广西第六地质队，做了物探操作员。“那时的工作充满风险，伤是在采集关键数据时留下的。”黄大年曾对人说。
山路，对于身为物探队员的他早已如同平地。1977年高考前一天，他整整徒步一天，走向了广西容县杨梅公社中学，走进改变命运的考场，也踏上了一段传奇之旅。
放榜时，他以超出录取分80分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年老师当年的成绩是可以上清华北大的，但他依然选择了地球物理。”马国庆说。
“农林水地矿油，当时是最艰苦的专业。”吉林大学副校长韩晓峰回忆说。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地质勘探吗？”开学时，老师问台下学生，学生们都摇头。
老师教他们唱了一首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我们的行装，攀上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唱起这首歌，便知是地质人。”这首“勘探队员之歌”如同暗号，串联起那个时代地质人的共同梦想。
野外，尖利如刀的疾风，挟着沙石，磨糙皮肤，那是个苦差事。以铁轨声、驼铃声为伴奏，青年黄大年唱起这首歌时，浑厚歌声从胸腔发出，响彻荒原，一股力量在心中升腾，驱散疲劳。
“为国家找矿”，于黄大年是一种使命。他总是比其他人更刻苦、更努力，无形的鞭子在鞭策他。
黄大年的焦虑感并非无来由，他太知道地质勘探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
回国后，有一次记者问黄大年，中国的深地探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多大的差距。
“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人家是‘导弹部队’。”黄大年语气中带着忧虑，就这些“步枪”，还是进口来的。
“老同学，再会，我一定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带回来！”1992年，他获得留学基金资助，赴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临别前夕，黄大年重重地拍着同窗好友林君的肩膀说。
博士毕业后，他来到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领衔的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团队，这是一支囊括外国院士等人才的高配团队。这项高效探测技术可以应用于海陆大面积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民用领域，多数产品已应用于中西方多家石油公司。他被誉为世界航空地球物理顶级科学家，成为这个领域的探路者和引领者。
科学家深奥繁复的工作和民众之间天然矗着一堵墙，只有一些简化的比喻才能代为转译。
“黄大年的工作就是给地球做CT，透视地球，军用、民用都有大用场。”黄大年的助手、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教授于平说，比如地震、海啸等地质灾害的发生，都有深层次机理，必须向地球深部进军，了解地球深部地质构造。
实际上，这种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意义更加重大。正因如此，这项技术涉及的重要装备在国际贸易中被列为“非卖品”。而彼时航空地球物理科学研究在中国还几乎是一张白纸，直到黄大年归来。
和钱学森回国时“惊心动魄”的围追堵截相比，黄大年的归国也充满了传奇，国外媒体写道——“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在如今已是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的林君看来，黄大年的回国只是一次朴素又久违的回家。
很多初闻黄大年事迹的人很难理解他的选择。彼时，他在英国住着花园别墅，待遇优渥，事业有成，一家人的生活舒适安逸。隔着关山万千重，他却坚持要“回家”。 2009年底，黄大年终于达成心愿，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当时国内的媒体习惯用“毅然回国”来形容他的回国。黄大年反对这样的说法：“我是这片土地哺育出来的炎黄之子，能够越洋求学获得他山之石仅是偶然，回归故里才是必然，而非毅然。”
“5年前我们是跟跑，经过我们的努力，到了今年，进入并跑阶段，部分达到领跑。”2016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给自己回国6年的答卷打了一个分数。
不过，在很多了解他的同行看来，这个分数有点“过于谦逊”。
短短几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以他所负责的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结题为标志，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赤子其心
“中国需要黄大年们，黄大年们更需要中国。”
一天中，有那么一会儿，黄大年什么话都没有。
他双手惬意地撑在三角形的吧台上，手中马克杯里有四分之一的红酒，傍晚暖煦的夕阳穿过满是公式的背板，洒在这间名为“茶思屋”的房间里。旁边低鸣的处理器不舍昼夜地处理着电磁重震的数据。
这是黄大年一天最轻松的时刻，学生们或坐或站，在这间房里自由探讨，讨论最多的是“舵向”，比如如何对接国家需求，黄大年眯着眼认真听着，激动时会在白板上写写画画。
这里原是一间茶水室，后来被黄大年专门改造成学生的“造梦空间”。茶思屋的名字，是黄大年起的。提醒大家“慢下来，想一想”，所思之物，是他们所有研究的起点和归宿。
每当科研进入困境，黄大年在办公室和“茶思屋”间来回踱步时，他会想起这座地质宫的诞生：在筹备长春地质学院建校工作时，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副局长喻德渊向北京的李四光致函，询问他的意见。李四光立即回信，勉励喻德渊“今天人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就是黄大年研究的起点和归宿。谈到这些，林君在空中比画出一个点，然后一圈一圈画出一个靶子，“国家需要什么，黄大年就研究什么，从这个原点出发去确定课题，然后再去组织团队，分派任务……”
有趣的是，现实生活中，黄大年却不爱用“大词”。“下午喜欢小酌一杯”，“爱侍花弄草”，“KTV里的麦霸”，学生口中拼凑出的黄大年可爱、直率，甚至有点儿“孩子气”。这跟人们想象中荣誉等身的学术大家相去甚远。
“来，我带你们做一次免费的足疗。”有时候，黄大年会把学生从实验室叫出来，带头脱掉鞋，在操场上健步如飞，将学生甩到身后。学生周文月至今还记得，那天傍晚脱掉鞋，光脚在操场上奔走时冰凉硌脚的感觉，那是紧张科研中难得的放松。
一次徒步游，路过游乐场，黄大年看到学生想玩又不好意思开口，就带着学生玩遍了所有项目。黄大年的学生、吉林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乔中坤至今还记得，那天在游乐场里，黄大年“开心得像个孩子”。
在科学的迷雾旷野，谁都是摸黑前行，赤子般的纯真就显得尤为可贵，孩童般大开的脑洞，有时却成了仄巷中的转机。黄大年举着这柄“火把”，点亮了地质宫，照亮了黑黢黢的“深地”。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
“‘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心，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
……
他的“孩子气”有时让人“难以理解”。
航空重力项目涉及经费1亿多元，作为首席科学家的黄大年，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经费，但他丝毫不介意。深地关键仪器装备项目经费4亿多元，他没有把眼光仅仅盯在吉林大学，放眼全国寻找适合的科研单位时，他主动给这些科研单位打电话，说要给他们经费，一起从事研究，当时甚至有人以为遇到骗子。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研究机构“拉点儿经费”，他却以一句“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回绝。
他不懂“规则”。在公开学术场合的第一次亮相差点搞砸，在那天的评审会上，他的演讲足足超时了一个小时，台下的专家视为挑衅。
杨振宁的好友库兰特夫妇在回忆杨振宁时说，在他们认识的科学家中，杨振宁是极少能与孩子平等交往、“有孩子般天真个性”的人。
这仿佛是存在于大科学家身上的特质。黄大年也不例外，即使日程排得再紧，他也会抽出时间给中学生作科普讲座，“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把自己的工作讲给孩子们听。”黄大年的讲座似乎有一种魔力，“一场报告下来，很多孩子听得血脉偾张，抱定了大学要念地球物理的决心。”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回忆说。
黄大年要把少年时的“天问”传递给这些稚嫩的大脑，开蒙启智，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这些人就是未来中国科学崛起的脊梁。
乔中坤跟黄大年的第一次见面，就被他这样“蛊惑”了。2010年乔中坤本科入学，在新生入学讲座上，那一节的专业指导课主讲嘉宾正是黄大年。
“你们知道什么是航空物探？”
“航空物探就是坐在机场，一边喝咖啡，一边干活，等咖啡喝完了，活也干完了。”乔中坤第一次发现，“原来航空物探这么酷”。从此，他跟如此“炫酷”的地球物理和如此“炫酷”的黄大年结缘。
同样被“蛊惑”的，还有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她还记得，后来所有故事的发端，都从2010年那场历时5个小时的深谈开始。
同样是吉大人，同样旅居国外18年，同样功成名就。在未见黄大年之前，就对这个师哥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一次偶尔的学术交流，让当时还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的她再次踏上故土，回到母校。
“中国水下国门洞开”，黄大年语气中的忧虑让她难忘，跟黄大年从事的深地探测一样，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回来吧，吉林大学要上天入海，母校需要你，祖国更需要你。”黄大年的语气中有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魔力。闭门5小时的深谈后，走出地质宫，天擦黑，却心绪澄明，她打定主意回国。
后来她才知道，黄大年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要打造一个学术特区”。2016年，回国仅仅半年多，黄大年就统筹各方力量，打造了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非行政化科研特区。
“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讯、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科研，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的新方向，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现任吉林大学交叉学部副部长的专家马芳武说。
而支撑起这个特区的，是一批像黄大年一样的归国专家，王献昌、马芳武……
“试问有谁不爱国！”黄大年那没有任何杂质和计算的拳拳赤子心点燃了他们内心的冲动。“没有‘海漂’经历的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些‘海归’内心的急迫”。
“中国需要黄大年们，黄大年们更需要中国”。
在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殷长春，腰上缠着治疗腰肌劳损的护腰，那是长年劳累的后遗症；当记者推开林君办公室的门，发现他在座位上握着笔睡着了……
在之后的采访中，不断涌现的细节一遍又一遍确认着，黄大年并非“孤勇”，这里有一群跟他一样的“疯子”。
“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一帮人全是这种心态，一帮‘疯子’，我们在一块儿可热闹了。”黄大年曾这样说。
归去来兮
“那个赶时间的人怎么突然闲下来了？”
那盏盈盈的灯光还亮着。
时针拢向24点，又是深夜。司机刘国秋焦躁地按着喇叭催促。灯光终于熄灭，咚咚咚，沉重脚步声由远及近。再过几秒钟，一个壮硕的身躯，拖着皮箱从楼里走出来，一脸抱歉：“刘师傅，辛苦啦！”
在最初的几次碰面里，司机烦透了这个黄老师。
“这客人我不拉了，您另请高明吧！”他跟黄大年的秘书王郁涵抱怨着。因为经常出差，学校想给黄大年找一个专车司机，但拉了两次，刘师傅就准备撂挑子，“哪有这样的，每次都是最晚的航班，回到家都两三点了。”
每次都要在高速路上演“生死时速”，每次都是在飞机关闭安检闸机前一刻赶到，每次刘师傅的手机里都会收到一条“已经登机，刘师傅，谢谢”的短信。
渐渐地，刘国秋也好奇，这个黄老师到底在赶什么呢？
是啊，黄大年这般追星逐日，到底是跟谁赛跑？
7年间，他每年平均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多天，几乎每次出差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最晚的班机”已经成了惯例，他总是在最后一刻合上电脑，下楼上车，等飞机平稳，再次打开电脑……
科学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都有可能在这场争分夺秒的竞赛中被其他人领先一个身位，顶尖科学家都有这种不安全感，黄大年也不例外，他对时间的支配简直是“吝啬小气”。
“真的没时间。”每次让黄大年填写荣誉材料，黄忠民都会被这句话堵回来，“大年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能准备十几页材料，但要让他填报荣誉材料，半页纸都找不到”。
黄大年办公室最右侧的柜子里，挂衣服的横栏上挂满了花花绿绿各种会议的胸牌，下面就是被褥，遇上科研攻关，累了他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
“肯定又是经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的奋战。”这样的黄老师，王郁涵再熟悉不过了。
没人知道，黄大年把24小时掰成多少块。
一拨拨记者进入黄大年生前的办公室、实验室，跟他并肩战斗的同事和学生谈话，试图拼凑出一张黄大年回国7年的年谱，可这张年谱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它总是被分岔的线头引向千头万绪。当我们凝视着黄大年办公室里足以覆盖整个墙面的2016年日程表时才发现，在许多时间点，他同时做着其他几件事。
时间长了，刘国秋的厌烦逐渐变成了自豪——“隐约感觉他是个干大事的人。”他们成了朋友，就算是午夜在高速路上驰奔，他也觉得与有荣焉。有一天，黄大年问他，“能不能帮我开一辆卡车”，刘国秋的这种荣誉感达到顶峰。
“不许用手机捏照片（照相）。”开卡车前，黄大年告诫刘国秋。直到很久之后刘国秋才知道，那台卡车装载的是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和“国家使命”。他所不知道的是，无数次晚上开车赶飞机、接飞机，那个“干大事的人”正在创造历史，正在填补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
这样一个争分夺秒的人，有时对时间却是“挥金如土”：看到别的高校申报的课题是国家未来发展战略急需的，黄大年会放下工作，帮助人家策划项目、申请资金。
“应该在这里安装一个叫号器。”黄大年的办公室宽敞简单，一张大办公桌上并排摆放着两台显示器，两张办公椅并列在办公桌前。“来找黄老师的人，大多是为求教科学问题，或者商谈技术解决方案。黄老师会让客人跟他坐在一起，这样便于在电脑前沟通。”王郁涵总是不忍带他们去见黄老师，她知道，每每这时，黄大年会放下手头的工作，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
最慷慨的，是对自己的学生。
在黄大年的笔记本电脑里，给每个学生都建了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文件夹，在开会休息时他通过邮件批阅。每次出差午休时间，他会通过视频通话，给学生解答问题。乔中坤记得，无数次黄大年拖着行李和疲惫身体出差回来，第一站总是实验室，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的青涩出的才”。这是国家交给他的另外一项使命，“我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马虎不得。”黄大年常说。
2016年6月28日，北京青龙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地球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项目”通过了评审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表明，作为精确探测地球深处的高端技术装备，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用5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的路程。
在场的评审专家无不对项目、对黄大年交口称赞。可谁也不知道，他刚刚吃了速效救心丸。
黄大年是赴京前一天晕倒在办公室的。“不许跟别人说。”这是黄大年醒后对秘书说的第一句话。
黄大年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疲倦和伤痛包裹起来，不让学生、同事知道，更不让国家知道。
不过，细心人还是瞧出端倪。
刚回国时，羽毛球场上的黄大年很生猛，“连打两三个小时，我们这边换了两三拨人，他都不休息”。单位组织爬山，黄大年总是走在最前面。2016年开始，马国庆发现，球场上黄大年的身影消失了，他暂停了一切体育活动，“他仿佛预感到什么即将到来”。
在一场无人机航磁系统评审会上，黄大年带着工作了一夜的倦容赶到测试现场，无人机轰鸣着起飞，在工作车里，黄大年却在蜷着身子打盹儿。黄大年的大学同学张贵宾看到那一幕忍不住落泪，“那一刻，他像极了一个疲劳过度的民工”。
如果将这场采访提前两年，学生和同事对黄大年的印象或许完全不同。“他浑厚有力的嗓音给人一种安全感，他像超人，似乎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把所有的事都包揽下来”。他像一棵大树，学生同事都在这里遮风避雨，跟他相处久了，他们会偶尔偷懒，“一个项目申请书改到没有头绪时，放到大年老师的办公桌，反正第二天早晨醒来就改好了”。
对于周文月来说，这个“谎言”被拆穿是在1月4日傍晚，ICU那道重重的门开了，黄大年带着呼吸机、眼睛半闭着被推了出来，他衰弱地喘息着。周文月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黄老师，他如此衰弱，又如此真实。那个“超人”不见了。
刘国秋也发现，黄大年好久没来坐自己的车了。“那个赶时间的人怎么突然闲下来了？”刘国秋心想。他想看看这个坐了他几年车的人到底做了些什么。他用手机翻看黄大年的百度百科，一句一句读下来，眼眶热乎乎的，手机拉到最后一句，享年58岁。
“黄老师正在用这种方式跟我告别呢！”刘国秋眼泪决堤。那天是1月8日，黄大年永远离开了地质宫。（本报记者 刘博智）
